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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霆案解读机器的法律地位
2020年01月09日  作者:计海庆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B2

  2006年4月,在广州打工的许霆通过某银行的ATM机在自己账户内取款,由于机器发生溢付错误,许霆获得了额外的现金。当晚,许霆又伙同他人在这台ATM机上多次取款并潜逃。归案后,检察院以盗窃罪起诉许霆,一审罪名成立。尽管事后负责ATM机维护的公司向银行进行了赔偿,但许霆还是以盗窃金融机构罪从重被判无期徒刑。判决公布后,引起了公众和学界的较大反响,认为量刑过重。在2008年2月二审改为5年和罚金2万元。

  时隔多年,重提此案,并非要做翻案文章,只是希望对案情做一个重新的解读。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引发人们关注一个问题,即机器可以具有法律地位吗?我们相信,这个问题是不远的未来智能化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和难题。

  许霆案之所以引起争议,表面看似乎是量刑问题,其实质却是如何看待银行在事件中的责任,这其中的关键则是:如何认定ATM机的法律地位问题。由于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控辩双方可以得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结论,一方认为有罪,而另一方则力主无罪。

  认为有罪一方是一种工具论的观点,它主张任何形式的机器都只是人们实现主观意图的工具和载体。机器不是人,没有意识,不能产生动机。工具论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原则采纳,即不认为机器拥有法律地位,不具备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资质。就许霆案而言,工具论认为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只有许霆是法律责任主体,只有许霆才能产生行为的动机,并具有实施动机的行为能力。所以,相关损失的责任承担者只有许霆。一审判决认定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其遵循的逻辑就是上述的工具论观点。案情的实质就是:许霆把出错的ATM机作为犯罪工具,从银行那里获得了不义之财,构成了盗窃罪。银行只是受害者,没有责任需要承担。

  认为无罪一方的理由如下,假设一位人类银行柜员由于点钞错误多给了顾客现金,尽管顾客没有当场返还现金,那么承担主要责任的应是出错的银行柜员,顾客最多只有次要责任,或仅在道德上存在瑕疵。而ATM机就是这样一个机器“柜员”,一位银行的电子代理人。显然,顾客在ATM机上取钱和在柜台取钱,二者具有同等效力,出错的ATM机代表的也是银行。没有万无一失的点钞员,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点钞机。事实上,出错状态是意料之内的事,否则ATM的维护方也不会按协议进行赔偿。概括起来,无罪一方的观点是一种拟人说,即机器像人一样具有法律地位,应承担主要法律责任,只不过具体执行是由维护方来完成。许霆只有次要法律责任,或只应受到道德谴责。

  工具论vs拟人说,有罪vs无罪,对机器法律地位的不同立场,在许霆案中竟然构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结论!

  两难的困境促使我们换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案情。这个新视角便是表演说,即机器的法律地位由其在情境中扮演的角色决定。许霆案可分为两种情境,即第一次在ATM机上取款和第二次取款,ATM机分别扮演的是两种不同的角色。第一次取款时,ATM扮演银行柜员,和许霆发生了业务关系;第二次取款,虽然同样是许霆和这台出错的ATM机,但ATM却是犯罪工具。认定法律责任时,应对两种情境分别处理。

  为什么顾客在没有与任何银行柜员打交道的情况下,在ATM机上取钱有效呢?因为,已经有一系列法律的、商业的规范对这种人和机器的关系进行了设定,并承认其后果的有效性。这一系列的预先设定就是表演的剧本,顾客和ATM机是剧中的两个角色。角色可以由人来扮演,也可以由机器来扮演;虽然机器的扮演难免生硬,但如果从功能上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也不妨一试。毕竟比起让人在街角站立24小时,ATM机这种解决方案于情于理都是个不错的选择。更为关键的是,由于ATM机扮演的是银行柜员,因此它具有承担相关责任的资质。因此,客观地说,由第一次取款行为导致的银行损失,应该由ATM机和许霆共同承担,机器一方负主要责任,具体由维护公司赔偿,许霆负次要责任。因为,既然机器给付现金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同样其错误也应由其承担,当然具体承担方式可以由第三方完成。所以,第一次取款的情境下,较为合理的责任认定应是:将相关责任进行分割,并由双方分别承担。

  但是,第二次取款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当许霆利用出错的ATM机再次取款的行为,已不是事先设定的剧本内容了。许霆已经知悉了ATM机的错误所在,并意图利用这个错误获得不属于他的财物。试想,如果ATM机发生的不是溢付错误而是吐款不足,许霆是不会再次进行取款的;许霆纠结同伙一起提款,也是这种犯罪意图的表现。所以,第二次取款的实质就是一次利用出错的ATM机作为犯罪工具来盗窃银行,在这一情境中的ATM机扮演仅仅是工具,无相应的法律地位。

  因此,一审判决对许霆的从重量刑,并不符合第一次取款时双方都具有责任资质这一特征,或许这也是判决引发较大反响的原因之一吧!由此得到一点启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正越来越智能化,当人面对这样一个聪明的对手或伙伴时,其行为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有研究表明,自动驾驶汽车中的人类驾驶员往往对路况心不在焉。此时一旦发生事故,司机应该负全责吗?难道汽车不应提醒或劝阻吗?由于机器没有法律地位而产生的司机全责认定,似乎有失公平。我们不仅要问:在人机合作中,机器是否也应该有其责任担当呢?工具论否定机器法律地位的观点,是否足以构建智能化社会的人机和谐关系,值得反思。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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