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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22演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2020年01月17日  作者:梁启超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B2

  本文是1922年8月,梁启超在被其称之为“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所做的演讲。其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的思考做了系统阐发,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命运的批判和思考。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丰富:我们不是鸟,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哪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着检查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

  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胆说一句话:

  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

  第一层,求真知识。知识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便越觉求真之难。

  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说。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的变化;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识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见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识进到行为的向导,因为我们预料结果如何,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做去。虽然,因果是不轻容易谈的:第一,要找得出证据;第二,要说得出理由。因果律虽然不能说都要含有“必然性”,但总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倘若仅属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识,把他传给别人,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识之全部或一部,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知识。如此教学相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扩大。倘若知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知识怎样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信传”的神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又如修习禅观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圆满庄严。但只好他一个人独享,对于全社会文化竟不发生丝毫关系。中国所有学问的性质,大抵都是如此。

  这也难怪。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本来不是按步就班的循着一条路去得着,何从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惟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科学第三件主要精神。

  中国学术界的病症,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不能承认。

  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