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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凭什么一流?
2019年09月19日  作者:刘守英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B2

  在世界范围内,哈佛大学都是无可争议的一流大学。其历史、影响力和财富为世人景仰。那么,它究竟是凭什么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自由、包容的空气

  走进哈佛校园,最让人羡慕的是,这里有一种让人精神释放的空气,学子和学者沐浴在不被禁止和排斥的气氛中。在这里思考一件事、求解一个问题,是不预设前提的,不会被按阵营划分。

  自由的空气,是一种让思想活跃、不被障碍阻断的氛围,一种不受禁锢的、未被人为过滤的吸收知识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空气下,思想才会自由放飞,创新才会奔涌迸发。只有自由的空气,才使一个机构、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成为一流。

  自由的空气,实实在在表现为对权威、权力的警惕。在哈佛,不会因为你被树为权威,就受到特别的对待。我在进肯尼迪学院的第一天就领教了这里对特权的排斥。在发给我们的指南中,明确标明了一条条规矩,约束那些特殊化行为和特权意识。

  在哈佛,挑战权威的场面比比皆是。

  我到哈佛第三天,就去听当今制度研究的领军人物——《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举办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经济学讲座。大名鼎鼎的阿氏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被学生打断四次,一位学者还与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一堂课下来全身是汗,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这种气氛的烘烤。

  这种场面在另一位经济学权威的课堂上上演得更烈。去过哈佛的人可能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前面留过影,在这座类似城堡的建筑里,最让人神往的是一些“大牛”的讲座,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这里讲过中国专题,当今最火的伦理学家桑德斯的《公正》公开课、大红大紫的经济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课也在这里开课。即便曼昆的课,也曾遭遇70名学生有组织离开的尴尬,原因是学生们抗议他只重视增长,不重视收入分配,不正视贫困。

  自由的空气里充满辩论和质疑。

  在哈佛燕京中国研究专题讲座上,来自彼得森研究所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尔斯·拉迪推销他新近出版的《民进国退》,用40分钟,依靠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论证中国没有国进民退,没有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不存在过高的公务员比重等等。他讲完后,哈佛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生们用事实和观察对他的观点足足质疑了近40分钟。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NBC记者布罗考(Tom Brokaw),当这位曾报道过柏林墙倒下的风云人物侃侃而谈地回忆东欧巨变的历史场景后,两位原东德籍听众就非常执着地严辞质疑了他的讲述。

  自由的空气来自平等的氛围。

  在我听的各种哈佛讲座中,主讲人讲得不多,更多的是提问和交流的时间。一些“牛人”如美国副总统拜登、《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的演讲都只有30多分钟,讨论时间最起码占一半以上。当主讲人人气太旺时,他们就采取注册登记和随机抽签方式,中签者才能参加。这样的情况我在哈佛遇到过两次:一次是拜登的演讲,还有一次是莫言在哈佛一所教堂的演讲。

  充分的公共空间为交流提供方便,为自由空气的流动提供通道。我发觉,在哈佛这样的名校,被个人占据的空间很小,公共空间非常大。这不仅体现在图书馆、教室等,只要在有空隙的地方就会摆上桌椅,供学生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交流。

  一些哈佛学生跟我说,学生的成长和进步,除了得益于教授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来自学生之间的交流。

  自由的空气还意味着包容。当哈佛教育学院邀请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约翰斯顿发表演讲时,有些学生就要求校方撤回对约翰斯顿的邀请,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的是,福斯特校长和院长没有妥协。莱恩院长写给这些学生的信中这样说道:“我遇到过很多真诚的人,他们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标,不过在如何改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应当经过探究、辩论、挑战和质疑。同时这些分歧也应获得尊重。”

  哈佛大学2014年毕业生典礼邀请了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他的演讲重点阐述了大学精神的本质。他认为,“顶尖大学是让各种背景、各种信仰、探寻各种问题的人,能到此自由开放地学习和探讨想法的地方。”“包容他人观点,以及表达自身言论的自由,是顶尖大学不可分割的价值。”

  “一所大学的职责并不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这就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不带偏见地衡量各种观点,冷静思考不同意见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论点。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

人文精神的浸染

  真正让我感到哈佛之为哈佛的,是她的人文环境。

  办理完注册,领到ID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哈佛庭院北面的怀德勒主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图书馆由80个图书馆组成,有1800万册以上图书。它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我在哈佛期间去过的图书馆有怀德勒、拉蒙特、肯尼迪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当然还有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进到图书馆,你一下子就能忘掉一切,恢复人的单纯和天真,这里的氛围会让你觉得可以用知识傲视一切。

  图书馆的服务会让你就想搞研究,否则觉得对不住这套系统和这里的图书服务人员。

  听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这里读书的朋友讲,那时的信息化技术还不是很发达,为了方便哈佛的教授做研究,图书馆是给哈佛最牛的教授留座位的。比如费正清就在主图书馆藏书室有一张桌子,供他平常做研究用。他可以调用任何一本书,堆在那里,没有他的允许,图书馆员是不会清理的。我在哈佛期间占的最大便宜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借阅图书。

  这里的任何一个图书馆我都可以进,哈佛所有图书馆的书我都可以随时调用,甚至可以调用波士顿乃至美国所有图书馆的书。我在哈佛期间曾经对规划问题下过一段功夫。其中有两本书我在肯尼迪学院借阅时没有,再查总馆也没有,到设计学院去借也没有,最后他们就直接到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图书馆调。有这么好的服务,你怎么好意思将借来的书束之高阁!

  图书借阅的方式很简单:你先在图书馆系统里查好书,将信息传到图书服务中心,他们找到以后就通知你,你可以到离你最近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去提取。看后还书也是到离你最近的图书馆。除了借阅整本纸质书,许多书已经有电子版,图书馆就直接将电子版发给你了。还有些书,你如果要复印,可以将要复印的部分告知图书馆,有专门人员为你复印。

  当然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你只能复印其中的某个章节。离开哈佛时,我还叫来同在肯尼迪学院访问的博士生汪广龙,我们俩把几大包几十本书摆在学院图书馆员面前,看着他一本本认真清理,心生敬意也存歉意。比比皆是的人文环境和为知识寻求者优良服务,在这里不好好学习你简直会产生一种犯罪之感。

  哈佛大学之所以一流,还在于她为学生开设课程独具匠心。

  四年本科的入学申请人数其实只占全体学生的很少一部分,本科课程主要为艺术及理学范畴(美国不少专业课程只供本科毕业生修读)。在1978—2008年间,所有本科生需完成七门主修以外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的一部分;之后课程有变动,在2008年之后,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课程,还需完成八类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其宗旨是使每个哈佛的毕业生接受广博的教育,接受特定的学术专业和集中的训练。

  这种知识架构,很多中国家长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送孩子来美国的名校,就是为了学工作中用得上的知识,出去后能找一份好工作,能挣体面的薪水。后来和一些本科生聊了以后,我发觉了这套知识体系的重要:它让你接受了基本伦理和价值的教育,使你有更坚定的信念,不会被人生的挫折压倒;让你接受了常识性和真理性知识熏陶,使你不会那么短视,可以走得更远;让你浸染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文知识,使你变得有教养;让你接受了哲学、生命、数学、物理、伦理、世界等的全面教育,你就不会那么单薄和有缺陷。这些基本的教育,建立了学生对人类的基本认识,而不是一种技术的、功利的认知。

  过于技术的教育只能培养工匠型人才,过于功利的教育难以建立学生的道德感和对人类的责任。

  了解了他们的知识体系以后,你才能理解所看到的哈佛学生为何那么充满天真,对一切具有好奇心、怀疑心;为何那么执着和坚定,为何胸怀远大,充满正义和责任。

全球视野与人类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以及智库热的兴起,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国际化”“全球视野”之类的大词汇。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是用国际比较的眼光看中国、看他国,而不是以中国为参照看世界;所谓“全球视野”,是分析中国问题和讲中国故事时,脑子里必须有全球背景。先有一个关于全球的框架,有一张全球地图,有一套立足全球的知识体系,一种以全球为立足点看问题的角度。

  我曾利用哈佛访学的间隙到世界银行访问。在世行的中国朋友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理解全球视野很有帮助。世界银行为了增进员工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往往不让本国籍的员工做该国的项目。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在做非洲项目、柬埔寨项目、拉美项目,而很多美国人等则在做中国项目、印尼项目、越南项目等。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在做项目时先入为主,不去花功夫发现受援国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二是有利于国别之间的经验教训借鉴。比如,中国人去做拉美或非洲项目,自然会想同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如何实施的,如何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入自己所承担的项目。

  哈佛学生和研究者的全球视野是天然的,当然这里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她的地位,国际上哪怕是最牛的学者、教授和政治家也以在这里露一脸为荣。

  看看涉猎的主题和授课人,你就可以管窥哈佛学生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培养国际视野,是在一种怎样的气场中养成自己的定力的。

  至于对人类的责任,还是以我呆过的肯尼迪学院为例。肯尼迪学院创办于大萧条之后的1936年,学院的院训为“问问你能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这来自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旨在培养学生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这很符合对照当下的反腐:政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你权力是要你提供公共服务的,不是用来敛财的。

(选自《中国改革》,有删减。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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