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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突破束缚的混合所有制
——科改“25条”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加速落地(三)
2019年10月08日  作者:刘禹   编辑:ydm   审核:杨冬梅  版面:A1

1996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从此,新型研发机构像闯进原有科研体系里的一条鲶鱼,挣脱科研体制机制的束缚,另辟蹊径,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股新的力量。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的新型研发机构累计达到上千家,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和浙江地区。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一项新兴事物,上海也开始采取行动,科改“25条”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借助政策的春风,一大批新型研发机构正在加速成长。

制度创新打通高校体制“城墙”

新型研发机构,是有别于传统科研事业单位,包括实行新型运行机制的科研组织,主要包含科研事业单位、研发服务类企业和科技类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三类。对于新型研发机构,一般认为它是“四不像”:既具有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某些特征,但在文化、内容、机制和目标上又有所区别。

和现有的科研主体相比,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制度的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对于包括上海交大产研院在内的很多机构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突破。

在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时,上海交大产研院院长助理刘群彦深刻感觉到“城墙”的存在。目前,主要有两类机构在做成果转移转化:一类是高校内设机构,如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另一类是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两者共同的问题是没有打通产业链。

“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刘群彦说,国内高校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行政化”严重,变为学校纯粹的行政部门、职能部门或综合部门等,造成的问题是服务绩效设定、奖励激励实现、服务能力的专业化等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制约。而外面的转移机构虽然想介入,却又因为高校内缺少人、财、物的自主权,没有利益机制的驱动,科研人员没有动力去参与。

但无论是学校层面还是科研人员自己,对于成果转化的需求是迫切的。上海交大的附属医疗机构,医生层面虽然因为害怕担责对技术持股等操作较为排斥,但又希望自己以发明人身份介入。更重要的是,从完成作价入股到转化成功、应用临床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单靠医院和医生很难走通。

“需要全新的模式来激活医生和医院的转化动能。” 高知汇成果转化研究院正是刘群彦等人为打通上海高校内外的“城墙”而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在刘群彦看来,摆脱体制机制束缚的高知汇可以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过渡,逐步实现以服务业绩作为考核标准,从而提高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服务能力。同时,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高知汇还可推动企业联合开展应用型研究开发等,前景广阔。

催生微创新生态模式

对于上海交大产研院而言,新型研发机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高校体制机制对成果转化的束缚。而“四不像”的优势远不止于此。

对于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十院)而言,新型研发机构不仅克服了当前我国科技体制和国资国企事业管理制度的弊端,更是将政府、高校、企业、医院等体制内外机构的创新资源进行重新布局和释放,打造集科研、孵化、资本等功能为一体的微创新生态模式,这是以往的科研机构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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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细胞治疗为首的肿瘤免疫疗法是目前癌症研究的最前沿领域之一。但和一般药物不同,CAR-T疗法是以病人自身的T淋巴细胞作为原料的个性化治疗方案。这意味着,拥有丰富病人和临床资源的医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根据现有政策,医院没有进行后续药物研发和生产的资质。

和上海医药集团、上海实业集团合作成立新型研发机构——肿瘤免疫治疗中心,是十院采取的策略。十院科研处处长贾鑫明告诉记者,医院腾挪出院内2900平方米,用以CAR-T细胞制备、肿瘤生物治疗质控。“医院门诊收治病人,并提出相应CAR-T治疗临床实验需求,治疗中心则开展后续的制备阶段,最后再输入病人体内。”和企业开展临床研究相比,十院的“前店后厂”模式无缝连接,避免了CAR-T细胞的长距离运输,不但成本更低,产品的品质和标准化也更有保证,这对脆弱的活体细胞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肿瘤免疫治疗中心正处于筹备阶段。医院提供临床需求和服务,企业投入仪器设备和人力成本等约8000万元,引入双聘PI和企业平台负责创新抗肿瘤生物疗法的研发、临床试验及产业化,实现了创新链条的全覆盖。

而在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有着2.7万平方米的十院科创园区正在抓紧建设,这是十院借助新型研发机构春风开展的又一布局。

科创园区是十院、同济大学、上药集团和静安区政府共管共建的专注“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贾鑫明说,园区将成立董事会和管委会,招聘专职CEO,进行企业化运行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高校、医院、企业共管共建的创新模式,科创园区成为资源蓄水池,吸引了包括研发和转化平台、资金等一系列资源汇聚,“帮助医生们的成果能在‘家门口’得到转化”。

在外人看来,科创园区更像是个巨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上药集团设立独立实验室,并引入项目风投基金;从事干细胞研发的根本生物将搭建干细胞生产平台;聚焦生物芯片的博奥生物和医院开展联合项目;申安生物将建立对外开放的基因诊断生产线……对于十院医生而言,无论是验证自己的科学设想,还是参与企业的应用研发,都可以轻易实现。

此外,在人才方面,科创园区计划引进30PI500多名研发人员,与十院医生结对子,进行“拉郎配”,促进基础研究和临床同步发展,推动新医改形势下公立医院转型升级。

新型研发机构的设立,为十院开通了一条制度性通道,形成了体制内外创新资源向新型研发机构流动的“虹吸现象”。

新兴事物需要更多包容

除了上海交大产研院的高知汇、十院的肿瘤免疫治疗中心和科创园区,去年5月揭牌的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今年6月成立的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即将成立的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都是上海新型研发机构的代表。

针对实行新型运行机制的科研事业单位,科改“25条”在体制机制上试点“三不一综合”,即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不受岗位设置和工资总额限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这突破了传统科研事业单位制度,给予研究机构长期稳定支持,赋予研究机构充分的自主权。

但作为新兴事物,新型研发机构还面临很多挑战,也需要更多的包容。采访当天,刘群彦正在为高知汇注册的事情犯难,他告诉记者,民政局以“注册场地问题”为由再次驳回高知汇的注册申请。

更高层面上,由于机构属性不够清晰,登记注册“左右为难”的现象困扰着贾鑫明等人。如果简单定义为事业单位,则在编制、分配制度等方面仍受事业单位管理规定的束缚;如果注册为企业,政府建设和运营资金支持渠道、进口设备减免税等方面存在无法突破的政策障碍;如果注册为民非,则存在税收优惠力度不足、财政资金投入受限,职称评定、承担国家科技计划等方面都缺乏政策渠道。

但无论如何,科改“25条”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推动,是一次突破现有制度环境、扩大人、财、物自主权的一种全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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