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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西虹桥模式总结之内嵌双循环的创新集群
2019年07月30日  作者:上海市青浦区科委主任、区科协主席张宏洲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B2
  在联盟组织中,由于个体间互动、组织学习与单个个体不同,呈现出双循环模式。联盟组织中的单个企业不断修正自己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单循环学习。在战略联盟中,当某一成员的目标与共同的目标出现较大分歧,价值观系统被挑战的时候,企业进行重构价值观体系,联盟组织内部就会开始双循环学习。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的枢纽作用下,世界经济体系正逐步发展和演变为双循环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经济体系。与上述两种双循环有共通之处的是,在有效率的创新集群中,也广泛存在着机理类似的交叉的两类双循环。一类是产学研合作双循环,集群中的科研院所和大学等组织内进行的科技创新循环,以及集群中的科技企业内部进行的研发循环,通过集群中的枢纽平台交叉形成产业化创新的循环。另一类是军民融合创新集群中的双循环,集群中的军类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军工企业进行的军事类资源、技术和产品的科技创新循环,集群中的民类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企业进行的民类资源、技术和产品的科技创新循环,通过集群中的枢纽平台交叉形成军民融合创新的循环。集群创新动力系统主要由集群创新内生驱动系统、资源整合系统、外生牵引系统和基础支撑系统共同构成。北斗西虹桥基地企业和关联科研院所以及大学组成的创新集群内嵌产学研合作和军民融合两类双循环,这一实践带给我们建设新型创新集群的启示。

一、联盟组织知识创新和宏观经济的双循环模型

(一)联盟组织双循环学习模型

1. 组织学习

  1978年Argyris最早将组织学习定义为“发现和改正错误的过程”。在企业组织中,组织学习是企业在持续进行的内外部信息交流中,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知识的搜集、整理、应用和创造,通过不断的行动来改进和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组织学习可以看作是一个带有控制反馈机制的不断发现和修正组织错误的过程,基于此把组织构思成一个学习循环的聚集体。根据组织学习产生条件和内容的不同,可以把组织学习分为单循环学习和双循环学习。

2. 组织的单循环学习

 企业不断修正自己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企业发现某个错误后做出修正并导致了组织战略和目标改变时,一个单循环学习就发生了。一个或更多的单循环学习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之间彼此交叉,这会引起知识的传递。一旦战略联盟中的成员建立了连接,知识的传递就很容易发生。组织从联盟中获得知识后,会不断地修正其目标和行动或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提高组织的绩效。组织也会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传递给其他联盟成员。但从本质上讲,该过程还是单循环学习,因为联盟成员的价值观系统保持完整,未受到挑战。

3. 组织的双循环学习

  当单循环学习通过简单的错误发现和改正控制机制不再产生预期结果时,组织要重新考察目标和行为体系下的潜在假设。如果组织发现当前的假设已经失效,就会对该假设背后的价值观系统进行重新评估,有时甚至对其假设和价值观系统进行重建,这时组织就进入了双循环学习过程。显然,单循环过程的失败引发了双循环过程。

4. 联盟组织双循环学习模型

  战略联盟创造的新知识,不是指原先或现在部分成员拥有的知识,而是指联盟成员原先不共同或单独拥有的知识。战略联盟成员进行单循环学习,通过改变行为或目标来解决问题,各自积累成功经验。各成员的经验形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方法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传递知识。但是因为单循环学习并没有质疑组织原有的假设和价值观,所以单循环学习不能为知识创造提供基础条件。只有双循环学习才对组织的假设和模式提出质疑,使组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构成知识的事实、事件和背景。因此,双循环学习是联盟知识创造的必要条件。不过还不是充分条件,毕竟知识创造还需要有合适的组织环境。为了能使双循环的学习发生,必须打破单循环学习。在战略联盟中,当某一成员的目标与共同的目标出现分歧的时候,组织内部中才会开始双循环学习。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司A的价值观和公司B的价值观出现冲突。价值观的分歧会在两个组织之间达成妥协。如果分歧不能通过调整公司的内部目标和行为来达成妥协,那么它将会诱发双循环过程。当联盟中的一成员与其他成员彼此紧密联系的时候,其思维模式会受到挑战,因为会遇到一些与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会诱发一个重新评估自己价值系统的双循环过程。

战略联盟的知识创造示意图

  联盟成员的价值观相互作用构成了联盟的价值观体系,包括共同价值观部分和价值观差异部分,共同价值观产生价值引力,价值观差异导致价值斥力。就单循环学习而言,联盟要创造一个共同的目标,各成员必须先创造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当共同价值观越大,冲突和斥力就越少,联盟成员调整各自的价值观系统的可能性就越小,发生单循环学习过程就比较多,而越不可能发生知识创造。价值观差异部分给成员留出了“私人”空间,但同时也导致了产生冲突的潜在可能。价值观差异导致的价值斥力既可能带来知识创造的机会,进而强制地把成员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也可能代表着联盟关系破裂的危险。价值观差异越大,价值斥力也越大,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价值观系统越可能被挑战,但是导致双循环学习进而产生知识创造的机会就越大。因此,战略联盟成员间的价值观差异越大,就越可能产生新知识。

  为什么存在巨大价值斥力和价值观冲突仍然可以激发联盟组织的双循环学习以产生新知识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

  一方面,联盟组织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是不均衡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知识便会从技术高位势的主体溢出,通过联盟组织网络正式或非正式等知识流动渠道,流入技术低位势主体,进行知识的共享或合作创新;创新产出的新知识或新技术反过来又会增加整个联盟的知识存量,提高技术水平。新的知识被吸收利用后进行二次创新,知识溢出和创新能力形成了循环递增的动态过程。处于高位势的成员对处于低位势的成员起到“拉动效应”。同时,低位势企业在知识跟进后,缩小了与高位势成员的知识势差,会挤压高位势成员而产生“挤压效应”,这种挤压会迫使原来居于高位势的成员不断探索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从而引发高位势企业的进一步联盟组织学习,持续促进集群学习、知识累积和创新行为的产生。

  另一方面,联盟成员都有自身利益的追求,双循环学习一定程度上对成员有利。由于地理空间的集聚,使成员自身利益与联盟整体利益紧密相连,联盟内成员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联盟内部的学习网络是多个联盟成员协同创新的一种组织形式。作为一个虚拟团队,联盟内部资讯发达、知识流动扩散快,成员间文化根植性降低了协调成本,提升了创新的质量,增大了成功概率。同时,成员合作链条更加完备,专业化分工加深,研发创新的风险降低。市场竞争的加剧,也让联盟成员意识到个体的竞争失败远不如联盟竞争力的丧失更惨痛。因此,当联盟内成员在网络协作中所获得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收益大于其知识共享成本时,联盟成员也会乐于克服价值观差异积极参与双循环学习,并整体上维护联盟利益共同体,促进成员知识共享流动创新的产生。

(二)当代世界经济双循环模型

  施展在《枢纽》一书中指出,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直接援助非洲,但最终换来的是非洲的腐败丛生和战火不断。西方国家也曾尝试绕过政府,给非洲人民提供生活用品和粮食援助,可是反而摧毁了非洲的本地经济,企业倒闭、农民破产……帮助建立秩序,必须把简单的金钱援助,转为具体的经贸过程,这只有中国可以做到。中国2016年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361 亿美元,占非洲外资总额的 39%,世界第一。这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是把非洲和全球连接起来。西方通过中国投放秩序,欠发达国家通过中国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就是中国的枢纽作用。在中国的枢纽作用下,世界经济体系正逐步发展和演变为双循环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经济体系。

当代世界经济双循环示意图

  这两个循环不是封闭的,是立体的、多孔的,通过中国这一枢纽将两个循环连接在一起。世界经济双循环体系下的双引擎机制能够起到一个引擎失效时另外一个引擎还可以正常运转的作用,即当以美国为引擎的一个循环发生“故障”,而另一个以中国为引擎的循环还可以正常“运转”。这就是近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西方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经济运行危机四伏的状况,而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的原因。中国成为世界双循环经济体系中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枢纽,并实现了双循环经济体系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推进短期内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投资的需求,中国成熟的工业体系很适合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

  这一宏观经济现象也可以用联盟知识创造理论来解释。中国无论与发达经济体还是与非洲国家都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但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为各国留出了“私人”空间,同时促进价值观差异导致的价值斥力带来知识创造和价值创造的机会,进而强制地把成员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而达到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目的。而近些年欧美发达国家却因价值观差异选择了冲突,甚至不惜升级到武力冲突,最终导致联盟关系破裂。

二、内嵌双循环的创新集群

  笔者之前曾研究指出,创新集群是以新知识生产、新产品大量出现为本质含义的创新型组织(创新型企业、各种知识中心和相关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中或在技术经济空间中集聚并且与外界形成有效互动结构的产业组织形态。具有地理上邻近、产业间联系、主体间互动、中小企业为主、灵活且专业化、关系网络化、衍生根植性、发展开放性、技术溢出高效等特征。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创新集群中存在两类表现为联盟知识创造的双循环形式的合作:一是产学研合作,二是军民融合。

(一)创新集群的内嵌双循环一: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顾名思义即产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作开展研究、开发、生产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的系统。通常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合作实质是促进产业化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特别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

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示意图

  从资源互补和系统开放性的角度看,由于任何企业的技术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都需要整合多种资源进行研发,特别是高难度的突破性技术的研制大都需要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等机构协同研发。近年来,从创新实践来看,即便是像西方的IBM公司和中国的华为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对外部技术资源协作研发的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大,何况其它中小企业。现实中,许多成功的创新都来源于企业与外部各种研究机构间的有效合作。

  用联盟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分析,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本身属性不同、价值观差异巨大,价值斥力也相当大。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价值观系统越可能被挑战,同时导致双循环学习进而产生知识创造的机会就越大。因此,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等进行产学研合作成为联盟知识创新的重要且有效的形式。

(二)创新集群的内嵌双循环二:军民融合

  宏观上,“军民融合”指的是国家建设的两大系统即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相互统筹的重大战略。军队和社会之间的全部领域和全方位互相渗透,使“军”与“民”自成一体、相互分割的封闭系统变为军民兼容、相互协调及良性互动的对流开放系统。使军民双方的一次性资源投入能够在国防安全、经济社会两方面都获得最大化利益,最终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促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又促进国防实力不断全面提升,国家主权安全切实得到保障。

  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则是微观上由特定领域的军地双方的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构成,彼此间密切协作,开展特定领域的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服务。集群中包括军地双方的资源、人员、组织、技术等各种要素的双向循环。其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是军民技术的双向循环。军民技术双向循环是指一项军民两用技术现由军口(或民口)转移到民口(或军口),经过吸收改进后,再转移回来,形成往复循环的过程。在技术双向循环的过程中,伴随着军地不同企业的双循环学习过程。单项技术的每一次转移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升级,并起到再创新的作用。其中的技术循环转移过程大多是由军口和民口不同单位承担,在此过程中,民品科研和军工单位相互开放、消除壁垒,形成互动,通过双循环学习持续提升各自水平和集群整体水平。
 


军民融合创新集群示意图

  用联盟组织知识创新的理论对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分析,军地双方主体的本身属性天壤之别、价值观差异巨大,价值斥力也相当大。融合过程中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也非常大,价值观系统就越可能被挑战,导致双循环学习频繁发生,进而产生知识创造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军民技术双向循环成为军民融合创新集群这一联盟知识创新的重要且有效的形式。

三、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的动力机制

  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的动力机制是指驱动该集群创新的动力结构体系和运行规则,其特殊规律性体现为行政性与市场性、独立性与协同性、转移性与循环性的统一。这种集群创新动力系统主要由集群创新内生驱动系统、外生牵引系统和基础支撑系统共同构成。预期收益和技术转移构成该集群创新的核心动力系统,资源整合和协同校正构成该集群的资源整合系统,战略需求和政府引导构成该集群创新的外部牵引系统,制度环境和协同创新文化环境构成该集群创新的支撑系统。

  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的动力机制示意图

(一)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的驱动力

1. 创新预期收益的驱动力

  任何社会角色要采取某一社会行为,都必然会受到某利益驱使。作为社会和市场的主体,对收益的追求会产生最大的驱动力。产学研合作的关键在于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之间在特定研发过程中要素的互补性。军民两用技术协作创新强调的是某些利用技术天然具有的军民两用性,选择同时具有良好的军事价值和显著商业价值的技术开展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在统筹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互补资源,兼顾军用和民用双重目标的基础上,对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的资源进行统筹使用,对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开发和产业化,可以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的多个主体的创新目标,满足军地双方的创新预期。虽然在集群创新过程中,容易由于价值观差异产生冲突,但是由于冲突的结果是产生有益的双循环学习,从而总体上降低所有参与主体的创新成本,增加所有主体的创新预期收益,所以这一市场的力量依然会驱动各个主体积极参与集群创新。

2. 产学研双方或者军民两用技术转移的驱动力

  产学研合作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的产业创新之间进行能力传递和技术转移的动态过程。军民两用技术转移是一项由军事科研单位(或民间开发)的技术转移到民品(或军品)方向的输入与输出的动态过程。整体来看,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是在同领域不同单位间相互转移的动态过程,军民两用技术转移是在不同的应用领域相互转移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这种转移是由能力势差或技术势差驱动的。如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能力强或者有先天技术优势,则技术向企业转移。如军工技术优势领先于民用技术优势,而且二者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军工技术就会向民用领域转移。由于技术转移是伴随经济价值实现的,所以这种价值观差异虽然大,但是也会产生强大的驱动力。

(二)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协同创新的整合力

1. 内外资源的整合力

  无论是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还是军民融合创新集群,集群内的两个循环中的成员都需要一定的平台组织发挥整合力,从而将分离的两个单循环整合到一个创新集群中,才会进而发挥联盟组织双循环学习的效应。除此之外,该平台组织通常还具有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力,使得进入集群的成员可以共享各种本来在外部享受不到的有形无形的集群资源。最为基础的是集群的公共物业资源、公共型商务服务资源等,有的集群还建有公共研发平台、公共数据中心、公共知识库等,给集群内企业提供相当大的便利,节省研发和运营成本。整合力强的平台还可以在创新集群内进行有效率的供应链整合。供应链融合的结果是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及交易费用的下降,进而促进研发和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最终表现为研发和生产经营竞争力的提高。集群内的研发机构和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集群内上下游关联的研发机构和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行业价值链,更进一步的整合就是对整个集群在价值链层面进行深度融合。整个集群和集群中的成员都会因这一整合力的有效作用而获益。

2. 协同创新的校正力

  联盟组织中的成员是由于价值观冲突而产生双循环学习得以进行知识创新的。这就意味着创新集群中的成员在经协同校正之前,成员个体的价值观和能量有不同的目标取向,相互交叉甚至相互矛盾。这样的成员凑在一起,各自向不同的目标和方向使劲,结果是每个个体都可能非常努力工作,但不能有效地转化为集群的绩效成果。相反,如果做好了协同校正,就会出现在方向上的一致,大家的精力和能量也会得到融合与协同,减少无效损耗,进行有效率的知识创新。这种协同开始出现时,就像激光的“相干光”,而不是灯泡的不相干的散光。在志向目标、共同愿景以及对如何互助互补的理解等方面,都出现协同一致。协同后,创新集群中的个体,并没有为了集群的整体价值观而牺牲个体利益,相反,共同价值观成了每个个体价值观的延伸和扩展。这时,每个成员的努力超越寻常地达成整个集群的价值观。在协同校正力的作用下,集群中的不同主体通过双循环学习的各种过程,达成共同价值观,一起向着集群的共同目标努力,同时也实现个体的目标达成,而其效率远高于集群外的研发机构和企业。当然,协同校正的工作也需要处于创新集群中联结双循环位置的平台组织来积极引导并有效发挥作用。

协同校正前和协同校正后


(三)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协同创新的牵引力

1. 国家战略需求的牵引力

  安全需求和发展需求是国家建设的两大基石,牵引着国家在各个领域和方面的战略规划和具体任务部署,同样也牵引着科技创新集群建设。一方面,国家核心安全需求,关乎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是国家安全中最核心、最紧要的部分;另一方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人民幸福快乐和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抓手。这两大需求正为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和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协同创新提供了目标和方向,国家会基于这两种战略需求以政治号召和政策引导为抓手牵引创新集群向满足需求的方向发展。

2. 地方政府激励引导的牵引力

  地方政府是国家战略的具体落实者,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既有服务国家战略的义务,又有区域竞争的内生动力。无论是为应对上级考核还是为区域竞争而发展经济,都有积极性大力发展创新集群。但是无论是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还是军民融合创新集群,都需要协调诸多不同体系中的不同利益主体,这是一般的市场主体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完成的。这时,由地方政府出面来搭建融合平台、出台激励政策,解决市场失效、系统缺陷、利益冲突等问题就必不可少了。现实中,大量地方政府既担当组织者又担当召集者,并亲自建立或者帮助市场主体建立技术转移平台,对产学研合作和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建设发展发挥出显著的牵引力。

(四)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协同创新的支撑力

1. 制度环境的支撑力

  完善的制度体系为创新集群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对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而言,既需要激励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创新的制度,又需要激励引导产学研合作的制度,目前这些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特别是十九大以后激励力度更大。为了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对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目前,从国家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要素、多方位”的制度体系,激励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的广泛深入的交流融合,对产学研合作和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大力开展协同创新的提供了强大支撑力。

2. 协同创新文化的支撑力

  从宏观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整合多种经济成分的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体制优势,通过全国一盘棋,举国家之力、集军民之智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成果,这无不体现了国家主导下的军民大协作。从微观主体来看,目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在价值观和文化上渐趋协同,合作双方在价值观和文化的上认同感越来越强。从国务院倡导“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以来,更是建设了大量的创新集群和众创空间,在全社会形成了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这些都为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和军民融合创新集群深入开展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依托。

四、北斗西虹桥创新集群的联盟知识创新实践

  北斗西虹桥基地是一个垂直产业链分工的创新集群。北斗西虹桥基地开园四年多,目前已拥有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企业逾170多家,呈现出多元创新的蓬勃局面。其中有创业板上市企业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3家、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1家,以及正在进行股改、挂牌、上市准备企业多家。在各级政府的牵引下,在西虹桥商务公司、西虹桥导航商务公司和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等几个作为集群枢纽的平台组织推动下,大中小企业在基地竞争合作,共谋创新,共同构建了一个紧密联系的联盟组织。

  为了支持企业开展创新,基地构建了具有落户企业综合服务、政策咨询、研发服务、孵化企业等功能的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了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端科研机构的技术资源,成立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以及院士专家服务中心等软件环境的技术支撑体系。但是,无论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小企业还是创新支持和服务机构,都是独立决策、自主经营、市场化运作、靠竞争求生存的,它们在创新集群中的功能、作用和机制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异质性。所有企业和服务机构都是在市场竞争中起起落落的,个体和整体都表现为动态系统。上市公司和小企业之间、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间、研发投入和绩效不同的企业间、经营状况不同的企业间,都存在巨大势差,这种势差进一步引起竞争与合作并形成各种动态的知识流和创新力。

  在目前已经落户的170多家创新企业中,处于北斗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链上游的北斗芯片、天线、高精度板卡等方面,集聚了海积、金赞等企业;在基础数据和数据服务方面,聚集了图聚等具有技术创新优势的企业;在中游终端集成环节,集聚了包括华测、普适等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在下游运营服务环节,势航、美迪索科等多家企业,已成为位置服务和车联网服务运营商。同时还引入了一批“北斗+”跨界融合类企业来促进技术领域间的跨界融合创新,如诺力、寰鹰等“北斗+”智能无人系统的相关企业。此外,基地企业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已形成良好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产学研合作研发,产学研循环运转顺畅高效。这些企业或机构通过学术论坛、技术研讨会等正式或技术人员小范围交流等非正式的联系频繁地进行技术沟通,企业间还频繁地进行商品、劳动力、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交易、交流和互动,已经形成本地化的复杂且稳定的联盟知识创造关系和局面。基地企业与军方合作踊跃,原为军用目的为主研发的北斗导航卫星信号和民用信号对民用开放,成为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的最核心基础设施。大量军队转业技术骨干脱密后到基地的民营企业继续研发产品,继续发挥其个人创造能力。许多企业的产品供给国防武器和保障系统,为突破西方禁运实现国防自主创新现代化作出显著贡献。国防部门还以设立科研和示范项目的方式支持基地企业开展研发和成果转化。当然,也伴随着大量的研讨会议等各种方式的军地双方知识交流活动。因此,北斗西虹桥基地企业联盟也表现为显著的军民融合联盟特征。与一般的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不同的是,北斗西虹桥基地是一个内嵌产学研循环和军民融合循环两个复合双循环的创新集群。

  在内嵌双循环联盟知识创造的场景下,基地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极为踊跃,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成果涌现突出。在卫星导航接收机核心芯片、OEM板卡、多模多频高精度天线和导航天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攻关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跨入国内先进行列,并涌现出华测导航的北斗军民两用高精度板卡和高精度定位算法与系统解决方案、海积高精度天线和导航天线、远景授时终端等拳头产品。截至2017年底基地企业共获得授权专利298项,登记软件著作权330项。基地企业还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以及中科院若干专业研究所开展合作,在融合导航、空间数据处理与分析、北斗地基增强等国内外重点研究方向上,承担并完成了30多个国家、市级重大专项项目任务,累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上海市等各类奖项20余项。其中,交通大学和华测等8个机构企业联合申报的“北斗导航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项目获得2016年度上海市技术进步奖唯一的特等奖,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基地的创新产业化成果也非常显著,基地企业综合经济效益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北斗高精度应用领域方面,基地企业相关产品在国内市场已占据超过1/4的份额,并且远销海外,服务“一带一路”沿线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整体产值约12.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5%,完成税收8296万元,同比增长68%。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日报等多家中央和省市级知名媒体相继报道。

五、北斗西虹桥基地建设内嵌双循环创新集群的启示

  1. 创新集群是一种富有效率的联盟创新合作组织。由于技术势差、技术溢出、产业链融合、规模效益等客观利益的存在,联盟组织成员容易克服价值观差异进行双循环组织学习以提升自身能级,进而提升整个系统的创新水平。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想发展特定领域的产业,可以通过建设双循环学习联盟组织的方式来建设产学研合作或者军民融合创新集群。

  2. 针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等传统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僵化问题,通过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来解决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通过技术势差作用产生技术转移,进而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由企业来实现成果转化,既解决大学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能力薄弱的问题又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提供帮助,是一件多方合作共赢的好事。

  3. 围绕国家科技、经济和国防发展战略需求积极构建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形成军民一体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军民两用技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体系需要让军与民两个利益主体之间找到共同利益交叉点,以实现军民各创新主体的利益诉求有效对接。对接之后的集群作用有助于民品科研和军工单位相互开放、消除壁垒,形成互动,通过双循环学习持续提升各自水平和集群整体水平。

  4. 集群成员作为社会和市场的主体,对收益的追求会产生最大的驱动力。所以市场机制最有利于助推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和军民融合创新集群开展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彼此间资源和能力认知和互补、发展目标的协调一致,进而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

  5. 连接双循环的枢纽组织是构建和运行集群过程中非常核心的组织,承担着策划集群、发动主体、谋划政策、组织活动、分配利益等诸多的纲领性职能,选择并确立这样的组织是建立集群的核心和前提,否则联盟组织无法有效率地运作。这一组织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科研机构或者大学,也可以是企业主体,只要运作有效,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设置。

  6. 政府要逐步转换在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集群和军民融合创新集群过程中的角色和位置,找到市场化的连接双循环的枢纽组织后,应从前台转向后台,采取更多的市场化手段和工具来服务创新集群; 从指令性政策供给者向指导性政策供给者转变,使各类联盟组织参与主体都能看到潜在的机会和利益; 发挥战略倡导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牵引创新集群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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