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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瓶瓶罐罐中收获人生
—— 记中科院院士谢毓元
2013年04月24日  作者:耿挺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A3

简介

  谢毓元,1924年4月出生。药物化学和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1961年获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在血吸虫病药物、金属中毒解毒药物、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震颤麻痹症药物等领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效果优良的新药。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药学发展奖、药物化学奖等奖项。还荣获中科院研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人生格言

  1. 人最大的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以自己的辛勤工作造福社会,为社会所承认。扪心自问,才觉得没有虚度此生。

  2. 对科研工作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从大处讲,是对任何工作都锲而不舍;从小处讲,就是对每一个实验的锲而不舍。

从文到理

  1924年,谢毓元出生于北平西四兵马司胡同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父亲谢容初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任要职。出身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读书自然不会少。谢毓元年幼时,就被要求阅读、背诵各种古籍,包括《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史记》等,还要学习书法。受此影响,谢毓元对中国文学、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中国文学或者历史是谢毓元最想读的专业。不料,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和兄长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实业救国,读数理化才是出路。当时,谢毓元大哥在学医,二哥在学物理,他就选择了化学。事实上,谢毓元当时对化学并没有多少兴趣。然而,在日后的学习中,谢毓元却越学越发觉化学的精妙与乐趣。

  谢毓元在大学里经历了一段曲折。他先是在私立东吴大学(当时迁校在上海租界)求学。1941年,日军进占租界,谢毓元不得不辍学在家。4年以后,抗战胜利,谢毓元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在二年级作为插班生继续自己的学业。

  清华大学的3年学习,让谢毓元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由于学习刻苦,谢毓元在大三时受到了张青莲教授的青睐,开始在实验室里做起了科研,并先后完成了3篇论文。毕业后,谢毓元先是留在清华大学当助教。两年后,来到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被分配到药物研究室工作。两年后,研究室独立为药物研究所,至此,谢毓元开始了半个世纪与瓶瓶罐罐打交道的生涯。

乐在其中

  药物研究所,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开发新药。谢毓元到药物所参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加嵇汝运教授领导的血吸虫病防治药物研究。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唯一有效药物是吐酒石。这个药的缺点是,使用时经常因锑中毒导致病人死亡。

  为避免这一严重的毒副作用,谢毓元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与锑结合牢固的邻二巯基化合物。试验结果,毒性确实降低了,虽然最后没有能够开发成为新药,但合成的一个中间体——二巯基丁二酸经试验证明,对砷、铅等重金属中毒后的解毒有很好的效果,被批准作为重金属中毒解毒药物,并在新亚药厂生产。

  1992年6月,郑州发生数百人砒霜集体中毒事件,所幸及时使用该药物进行抢救,不仅没有人死亡,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状。1992年,该药物还被美国FDA正式批准,作为小儿铅中毒治疗药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巯基丁二酸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创新药物研究的一项优异成就。

  上世纪60年代,随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以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性核素进入人体引发癌症的危险日益增多。当时的二机部在发展核工业的同时,为保障有关工作人员的健康,要求药物所研制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谢毓元接受了这一任务并马上投入到开发新一代医用螯合剂的探索中。

  谢毓元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239钚、234钍、95锆等放射性核素的促排药物。谢毓元从这类元素的化学性质考虑,认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易于水解,它们与EDTA在体液中不能以螯合物的形式稳定存在。由此推理出发,谢毓元设想,在螯合剂分子中加入一个或多个酚羟基,利用酚羟基的酸性比脂肪羟基强而使其与水分子的竞争能力加强,可避免这类元素与螯合剂形成的螯合物在体液内水解。

  在这一设想的指导下,谢毓元合成了一系列具有两个相邻酚羟基的多胺多羧螯合剂。他的推论通过实验证实了,合成的螯合剂对目标放射性核素有较好的促排效果。为了使这类螯合剂毒性降到最低,谢毓元又用左旋多巴为原料合成了一个新的螯合剂,疗效也得到了肯定。

  由于左旋多巴当时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谢毓元根据左旋多巴广泛存在于豆科植物这一线索,从野生植物黧豆中以较高收率提取得到它并完善了生产工艺,使左旋多巴实现了国产化,销售量可观。

不迷权威

  1957年,谢毓元被派往前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施米亚京院士。当时,施米亚京已经有两名中国研究生。谢毓元刚刚抵达前苏联,其中的一位就找到他,说施米亚京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建议谢毓元换一位导师。然而,谢毓元以一通准备好的流利俄语阐述打动了施米亚京。“我会给你挤出一张桌子的 。”施米亚京说。

  谢毓元的论文题目是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合成。施米亚京给他提供了一个中间体的合成路线。然而,谢毓元发现,按照提供的方式,要通过好几步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谢毓元大胆地向施米亚京说:“我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来完成。”不过,施米亚京院士并不相信,还批评谢毓元胆大妄为。

  谢毓元并不服气,在施米亚京走开后,他开始用自己设计的方法进行试验。一直到深夜,终于得到了目标物。第二天,谢毓元将合成的化合物交给了施米亚京。施米亚京大吃一惊,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马上将化合物送到分析室,并要求分析人员暂停其他工作,立刻对谢毓元的样品进行分析。半天功夫,分析结果就出来了,和施米亚京要求的一模一样。

  看到结果,施米亚京十分高兴,笑着对他说:“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成则为王’,我们苏联也有一句话‘成功的人是不受责备的’。”施米亚京夸谢毓元有一双幸福的手,并将别人做不出的实验转到谢毓元手里。
三年半留学生涯结束,谢毓元即将回国。施米亚京拉着谢毓元的手,动情地说:“我很后悔没有争取把你留在我这里。”

勇于创新

  1984年,谢毓元就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他坦言:“就任之初,定位就是承上启下。” 所谓的上就是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全部科研工作由外行人负责的不正常体制,启下是要在任期内把这种局面改变过来,让药物所真正把全部潜力和发展中心都转回到研发上面来。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谢毓元秉承的一个标准:秉公无私。

  本来在文革时期就被批评“只专不红”的谢毓元,在就任所长后更是“唯生产力论”。他为研究所的发展殚精竭虑,运筹谋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所的发展面临经费不足、竞争加剧等许多困难。谢毓元审时度势,领导全所迎难而上,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新药研发和科研基本条件建设。

  当时在科学界敢于走出去寻找合作寻找科研支持资金的,谢毓元无疑是第一人。而在当时坚持这种做法能够取得成功,从而开拓出良性循环局面的,谢毓元是当之无愧的智者和勇者。在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下,上海药物所先后与日本山之内药厂、美国普强公司、瑞士罗氏药厂、日本全药株式会社等国外医药企业签订了多项合作研发协议。有药物所内部同事称:“谢毓元是一个高明的谈判家和外交家。”短短几年,成绩斐然,打开了研究所发展的新局面。

  今天,当谢毓元回忆起当时的事情时,谈起的却不是这些广为传颂的辉煌,他谈到与罗氏合作过程中不成功的缺憾,谈起未能摆正心态更早合作研发中药植物药的缺憾。在谈起当时曾在所内重视对待一线研发人员的待遇环境问题却最终无法遏制人才流失,谢毓元连连摇头,满脸惋惜:“没有做到位,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或许,在谢毓元心中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完美的标准,这个标准,对己对人对社会,从来都是一以贯之,毫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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